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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04-29 10:34:57    来源:看历史    手机版

《围城》主题新探:“二人同心说”

看历史 2019-04-29 10:34

内容摘要:

《围城》出版72年,关于它的主题,除了“出来进去说”似成通识之论外,近年来一些研究提出了“众里身单说”、“企慕情境说”……本文通过《围城》文本细读,和钱锺书《管锥编》部分学术理论进行阐释学上的互勘、对应,并结合钱锺书本人的婚姻研究,以“反象以征”为理论依据,提出了《围城》主题的“二人同心说”这一崭新观点,是目前“钱学研究”、尤其是《围城》主题研究的一大突破。

关键词:《围城》主题《管锥编》“反象以征”“二人同心”

杨绛与钱钟书

正文:

从1947年首印出版的上海晨光版开始算起,小说《围城》出版面世迄今已经72年了。

关于它的主题,尽管“婚姻就像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的“出来进去说”似已成通识之论,但新的主题研究以及创见却从未间断过。作者钱锺书本人,在小说文本之内,借助人物对白,留下很多关于此说的提示,但他也在小说文本之外,高深莫测地为小说主题,留下了很多隐形的解读入口。假如他的助手栾贵明在《小说逸语——钱锺书九段》中记录的原话无误的话,那么,我们便很容易感知《围城》隐形主题的存在。这句话,是在栾贵明反复追问钱锺书先生关于《围城》主题之后,不得已“逼”出来的:至于具体主题,我无法“照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啰。(《小说逸语——钱锺书九段》第90页,新世界出版社。)

在另一段文字里,栾贵明记录说:一涉及主题,他(指钱锺书)倒点火说,可以研究,值得考据……“去看《福尔摩斯》吧”,那意味着他深信,主题未被侦破视穿。(《小说逸语——钱锺书九段》第90页,新世界出版社。)

这段文字的价值在于,它至少说明,作者对《围城》隐形的主题探究其实充满期待,或者说,他自知这种隐形主题但绝不肯道破说明,他希望遇到一个能够侦破这个隐形主题的侦探。

这就难怪会出现前赴后继的《围城》主题探究者。即便是栾贵明本人,也对这样的隐形主题的探求充满了兴味。对他这样一个有机缘亲近作者本人的老人而言,这样的兴味必然随着他的年龄增长、来日渐少而显得日益迫切而浓厚。

而对钱学研究最勤、成果最丰的陆文虎,也对《围城》的隐形主题进行过深入的探究,在《围城内外——钱锺书的文学世界》一书里,他提出了《围城》主题的“众里身单说”:《围城》主题的另一种寓意,便是西方存在主义所谓的“众里身单”。(《围城内外——钱锺书的文学世界》第239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所谓“众里身单”究竟该作何解,不妨移观《管锥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四零则》之第七七则“众里身单”条,当中有非常详尽的阐述。

陆文虎这个“众里身单”说尽管并未获得很广泛的认可和传播,但他提出了一个观察的方法,或者说探寻《围城》隐形主题的方法,即将《围城》文本和后来的《管锥编》文本比勘、互参。这种钱著文本比勘研究,或者能给我们找到一个接近福尔摩斯探案能力的方法:尽管很多人会对这样的方法不以为然,原因是《管锥编》成书于后,而《围城》成书于前,哪里有前者向后者参证主题的道理。

“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从“出来进去说”到“众里身单说”,《围城》的主题当然还有很多种可能。他人有心,以为《围城》主题尚有“二人同心说”。我忖度之,认为这个“二人同心说”或许并非符合钱先生的本意,也并未抵进福尔摩斯探案的真相,但细加探寻论证,也颇算逻辑自洽,并有阐释学上的意义。因此,试从《管锥编》与《围城》的文本比勘中对此主题作一探寻,此所谓以钱之论,解钱之“围”是也。

《围城》的结构:潜隐的圆形

此前,已经有很多批评家批评《围城》的结构缺陷,或者,和它的文字相比存在的不匹配的瑕疵。但深谙古典小说结构的钱锺书,显然对《围城》的结构有着深刻的思考和认真的经营。他从中国古典小说“潜隐的圆形”结构里吸取了智慧,让《围城》的结构充满了古典主义美感的同时,又有了现代性的探索,这和作者所处的时代妙合无垠:上承最后的传统,后启崭新的开局。因此,《围城》的结构既有古典小说的圆形美,又有现代社会热衷、或者说接近西方价值观的开放结局,当然,圆形结构是其核心所在。

张明亮显然是迄今为止破译了这个圆形结构的最好的侦探。他在《槐阴下的幻境——论围城的叙事与虚构》专著里,用开篇三个章节来解读《围城》的主题:单相思。这点,又恰与陆文虎的“企慕情境”暗合——而“企慕情境”又正是《管锥编》所论文学情境之一,这当然再一次证明了《围城》主题与《管锥编》的关联性。

在主题之外,张明亮如此分析《围城》的结构:《围城》从大的形式结构上写了三个场景:由旅途而上海,再由旅途而三闾大学,复由旅途归于上海,如蛇啣尾,完成了一个圆。(《槐阴下的幻境——论围城的叙事与虚构》第五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这个圆,深得古典小说圆形结构之真昧。想来,也是深契作者本人之心的。

按照通识意义上的“出来进去说”,婚姻当然是小说重点揭示的主题。按照这个思路,我们不难理出《围城》结构中,章节的布局讲究:第一到第六章都是为“围城”铺垫,第七到第九章才归结到“围城”这个核心。这既是主题的归拢和集合,也是结构布局上的圆形需要。

其次,我们需要注意小说主角与主题的关系。

人物:水火相息的矛盾组合

《围城》的主角是谁?按照“出来进去说”,当然的男主角必须也只能是方鸿渐,女主角是孙柔嘉。在讨论两个主角对主题呈现的作用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两个人的性格。

无疑,方鸿渐是火性。这在文本中可以找到很多提示:

如:

鸿渐知道孙小姐收到聘书,忙仔细打听其他同事,才发现下学期聘约已经普遍发出,连韩学愈的洋太太都在敬聘之列,只有自己像伊索寓言里那只没尾巴的狐狸。这气得他头脑发烧,身体发冷。(《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5页)

又:

鸿渐推开房门,里面电灯灭了,只有走廊里的灯射进来一条光。他带上门,听柔嘉不作声,以为她睡熟了,放轻脚步,想把水果搁在桌子上,没留神到当时自己坐的一张椅子,孤零零地离桌几尺,并未搬回原处。一脚撞翻了椅子,撞痛了脚背和膝盖,嘴里骂:“浑蛋,谁坐了椅子没搬好!”(《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8页)

还有呢:

两人吃完临走,陆太太生硬地笑道:“鸿渐,我要讨厌你,劝你一句话,你以后不许欺负柔嘉——”仿佛本国话力量不够,她订外交条约似的,来个华洋两份——“你再Bully她,我不答应的。”鸿渐先听她有讨厌相劝,跋像箭猪碰见仇敌,毛根根竖直,到她说完,倒不明白她的意思,正想发问,柔嘉忙说:“Auntie,他对我很好,谁说他欺负我,我也不是好欺负的。”陆太太道:“鸿渐,你听听柔嘉多好,她还回护你呢!”鸿渐气冲冲道:“你怎么知道我欺负她?我——”柔嘉拉他道:“快走!快走!时间不早,电影要开场了。Auntie跟你说着顽儿的。”鸿渐出了门,说:“我没有心思看电影,你一个人去罢。”柔嘉道:“咦!我又没有得罪你。你总相信我不会告诉她什么话。”鸿渐炸了:“我所以不愿意跟你到陆家去。在自己家里吃了亏不够,还要挨上门去受人家教训!我欺负你!哼,我不给你什么姑母奶妈欺负死,就算长寿了!倒说我方家的人难说话呢!你们孙家的人从上到下全像那只混帐王八蛋的哈巴狗。我名气反正坏透了,今天索性欺负你一下,我走我的路,你去你的,看电影也好,回娘家也好!”把柔嘉勾住的手都推脱了。(《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9页)

《围城》中几乎随处可见方鸿渐的火性描写,如方鸿渐“发狠拍桌”、“气得发颤”、“拍筷子、顿碗”,正是姑妈评价的“本事没有,脾气倒很大。”

而孙柔嘉呢?按照作者给她的取名,当然是“水性”——不是“水性杨花”的“水性”,而是“温柔如水”的“水性”。

柔嘉第一次出现,在第四章,作者给了她一个特写:打扮甚为素净,怕生得一句话也不敢讲,脸上滚滚不断的红晕。(《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8页)

这样的外貌特征,显示出孙柔嘉温柔的性格。

柔嘉回过脸来,幽远地说:“你真是爱我,不用我说,就会知道。唉!这是勉强不来的。要等我说了,你才体贴到,那就算了!(《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0页)

柔嘉泪渍的脸温柔一笑道:“那几个钱何必去省它,自己走累了犯不着。省下来几个车钱也不够买这许多东西。”……柔嘉感激道:“傻孩子,枕头不用换的。我早把它翻过来,换一面睡了——你腿上擦破皮的地方,这时候痛不痛?我起来替你包好它。”(《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2页)

例不多举。火性方鸿渐和水性孙柔嘉在一起,会是什么结果?水火不相容。可见作者的残忍和残酷,非要安排这对矛盾性格的人生活在一起。他是想以此来阐明什么呢?

同样,我们需要到《管锥编》里去寻找答案。

《管锥编》之《周易正义二七则》之一二则“革”:革,水火相息。《註》:“变之所生,生于不合者也。息者,生变之谓也。”;《正义》:“燥湿殊性,不可共处。若其共处,必相侵克。既相侵克,其变乃生。”按王弼、孔颖达说“息”字,兼“生变”与“侵克”两义。

又:《管锥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四零则》之第八六则讲“水火孰胜”:

杜恕《笃论》:“水性胜火,分之以釜甑,则火强而水弱;人性胜志,分之以利欲,则志强而性弱。”按此譬由来久矣。

方孙二人在性格上可谓水火不容。尽管作者给《围城》留下了一个开放的结局,但方孙二人的婚姻结局,其实在一开始就写好了。这就是革卦揭示的玄奥之处。作者安排一对性格水火不容的男女进入婚姻,目的就是要让他们通过矛盾的婚姻,完成隐形主题的阐释任务。在《管锥编》里,它是玄之又玄的文学理论;在《围城》里,它是实实在在的生活隐喻,两者跨越时空,跨越文体,完成了互参和互证:《围城》主题的否定之否定,在《管锥编》叫“反象以证”或“正言若反法”。

《管锥编》之《周易正义二七则》之一二则“革为反象以征”:“王弼曰:‘巩,固也’;按此卦名之‘革’相反而相成。”殊得窈眇……此固屡见不鲜者,姑命之曰“反象以征”(Reverse symbolism)。词令每正言若反,欲盖弥彰,如旧谑埋银地下而插标其上曰:“此处无银”,或西谚讽考究字源曰:“草木丛生,谓之‘光风’,以其蒙密不通光漏风也”(Lucus non lucendo)。拟事寓意,翩其反而,亦若是班,须逆揣而不宜顺求,“革”取象于牛皮是已。

反象以征,正言若反,说凶得吉,正是逆揣而不宜顺求的寓意所在。按照钱锺书在《管锥编》中的阐释,《围城》中夫妻二人的水火不容适征夫妻合拍、交融如水的重要性。

这种“否定之否定”,在张明亮的《槐阴下的幻境——论围城的叙事与虚构》里,也非常巧合地提及:我认为《围城》蕴于否定中的启示,作者在《管锥编》中也有过正面的表述,只是他不说绝对同一的抽象“时间”,而谈人事中相关的“时机”于“事宜”:万事莫不有“时”(《槐阴下的幻境——论围城的叙事与虚构》,河北教育出版社。第27页)。

而方孙二人的问题恰在于,他们总是合不上时机,或者说错过最好的同心时机点。这就不难解读出作者要给那盏祖传的锺安排每小时慢6分钟的要义所在:他就是要让他们错过最好的时机,这种否定之否定,带给我们的婚姻启示恰好在于: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从反象以征,或者说正言若反这个阐释指导出发,我们再回到《围城》的文本,去解读作者对小说隐形主题的揭示方法,便容易得多了。

细节:重见苏文纨——未能领悟的“围点打援”和“城池失守”

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发现,《围城》中无论是小说情节,还是人物对话,无处不隐藏着“反象以征”的微妙和奥妙:

文纨拍手道:“好!你说不出来了。伯母,我看辛楣近来没有从前老实,心眼也小了许多,恐怕他这一年来结交的朋友有关系——”柔嘉注视鸿渐,鸿渐又紧握着椅子的靠手——“伯母,我明天不送你上飞机了,下个月在重庆见面。那一包小东西,我回头派用人送来;假如伯母不方便带,让他原物带转得了。”她站起来,提了大草帽的缨,仿佛希腊的打猎女神提着盾牌,叮嘱赵老太太不要送,对辛楣说:“我要罚你,罚你替我拿那两个纸盒子,送我到门口。”辛楣瞧鸿渐夫妇站着,防她无礼不理他们,说:“方先生也在招呼你呢,”文纨才对鸿渐点点头,伸手让柔嘉拉一拉,姿态就仿佛伸指头到热水里去试试烫不烫,脸上的神情仿佛跟比柔嘉高出一个头的人拉手,眼光超越柔嘉头上。然后她亲热地说:“伯母再见,”对辛楣似喜似嗔望一眼,辛楣忙抱了那个盒子跟她出去。(《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7页)

注意到孙柔嘉注视方鸿渐这个细节了吗?她是希望丈夫抓住时机,反驳苏文纨,至少,他应该站起来,对苏文纨的含沙射影有所回应,或者干脆痛快的回击,这才庶不负老婆孙柔嘉注视的深意。可惜方鸿渐只是紧握住椅子的靠手,没有任何表示。这个细节,真是把夫妻二人的性格揭示得入骨入像:方鸿渐火性,外示强硬,实则内里软弱;而孙柔嘉外示柔软,而内里强硬。两个人的不合拍,几乎是天生的不可调和。紧握靠手的方鸿渐,很显然流露出了他的怯弱,可怜他只能将靠手作为他此刻的救命稻草,全然不管妻子需要他的阳刚。

又看同一章中的这一段:

辛楣要送他们到车站,出了门,说:“苏文纨今天太岂有此理,对你们无礼得很。”鸿渐故作豁达道:“没有什么。人家是阔小姐阔太太,这点点神气应该有的——”他没留心柔嘉看他一眼——“你说‘带私货’,是怎么一回事?”(《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7页)

方鸿渐又是没留心到柔嘉看他一眼,或许他其实看见了装作没有看见,这当然比上文提到的紧握椅子靠手还可恨。从他故作豁达问辛楣“带私货”的话来看,他有很大的嫌疑是忽略或者过滤了柔嘉那一眼,此所谓顾左右而言他。

错失“围点打援”的时机,当然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城池失守”:在这里,“围城”两个字应该拆开来解。用柔嘉的话说:从前的情人糟蹋现在的老婆,甚至打到头上来,也好像没看见似的,她当然会觉得自己的脸都剥光了。夫妻的矛盾到这里已经越积越深,注意,这还是新婚燕尔之时,两人本应同心御敌,共同围起爱的小城堡的,结果呢:

此后四五个钟点里,柔嘉并未变成瞎子,而两人同变成哑子,吃饭做事,谁都不理谁。(《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0页)

类似错失围点打援良机,造成城池失守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孙柔嘉姑妈的关系处理中,两个人都欠缺为对方着想,只知道站在自我的立场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毛病,最后当然导致矛盾的加剧和不可调和。

此种笔法,即从《管锥编》的反象以征而来,因此,《围城》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管锥编》理论和哲学意义上的先验文本。其否定之否定的细节处理、人物对话、情节安排、主角性格设定乃至小说结构的布局,无一不是为揭示主题而服务。钱锺书先生是希望通过方孙二人失败的婚姻,照出成功的“围城”模式:二人同心,共同围筑起爱的城堡。

方孙二人的反面案例还可略陈几处,以见作者此种笔法营造的匠心:

她冷笑道:“我才不胡说呢。上了缆车,就像木头人似的,一句话也不说,全忘了旁边还有个我。我知趣得很,决不打搅你,看你什么时候更我说话。”(《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8页)

方鸿渐重见苏文纨,而孙柔嘉是初见,受了苏文纨的气,方鸿渐本该温言宽释,最不济,也要跟妻子表白自己同仇敌忾的决心和意志,或者上身体语言,拥抱她。可惜方鸿渐既当了哑巴,也被点了穴道,成了“木头人”。这样的反面教材,必然会早来妻子的记恨,有心眼的柔嘉,自然会找机会回报。

他事后对柔嘉叽咕道:“这不像话!你们一主一仆连结起来,会把我虐待死的。”柔嘉笑道:“我劝过她好几次了,她要帮我,我有什么办法?”(《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8页)

我有什么办法?这是柔嘉面对丈夫投诉仆人护主、影响夫妻关系的回应。如果前面没有方鸿渐木头人的“因”,或许也就没有这个“我有什么办法”的“果”了。夫妻二人,比赛着制造情绪,也比赛着制造夫妻同心的反面教材。柔嘉和两位弟媳妇及其孩子的相处,鸿渐和姑母的相处,矛盾和嫌隙越积越深,最后终于爆发,不可调和。

小说最后结束于钟的隐喻:每小时慢6分钟积累起来的错位越来越大,且无法改变,从心理动机上分析,鸿渐没有改变的自觉,而柔嘉只把这只钟看成了一个笑话。既不同机,复不同心,夫妻情义随着情节和结构的摆布,进入到圆形的收束处,却不是喜剧的,而是悲剧的,《围城》的隐形主题到此已昭然若揭。

主题:钱鸿渐与陈鸿渐的自我揭示和典型揭示

跳出《围城》文本,我们从钱杨的婚姻里,似可找到与这个主题大有关联的对应,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围城》隐形主题的自我揭示和典型揭示。

方鸿渐的人设里,一定有钱锺书自己的影子,尽管这个影子缥缈,并不能完全坐实,但他确乎有作者的寄托,所以我们不妨用“以实涵虚”的方法称其为“钱鸿渐”。他和杨绛先生的婚姻,就是对《围城》“二人同心说”主题的自我揭示。

按范旭仑《钱默存收女弟子》(《掌故》第二集,中华书局,2017年)中所记,何灵琰是钱锺书写作《围城》时收的女弟子,她可能也是唯一一个闯入钱杨婚姻、搅起一池涟漪的知识女性。按范旭仑隐晦而微妙的笔法,不难看出钱锺书对这个女弟子的欣赏。

何灵琰在《钱锺书·围城·才人》里,对这段师生情缘有如下追忆:

开始,钱先生负责辅导我的英文,而后没有多久,钱先生发现虽然我对英文没有兴趣,但是中国文学还是有不错的基础。所以,我们每每上课的时候,竟然最多的是谈论中国诗词。实际上,我现在的文学功底是从钱先生那里得来的。那个时候,钱先生已经着手小说《围城》的写作,所以,《围城》总是少不了的话题。那时每逢上课的时候,钱先生总要先把他又新写出来的章节拿给我看,上课时英文的教授只占据一小部分时间,大多数的时间是在讨论《围城》。有一回,钱先生和我说,在《围城》里,以我为原型写了一个人物,就是那个会画画儿、写不好字儿的太太。那个时候,我很奇怪,觉得我们之间不像师生,倒像是朋友。和钱先生在一起,我最喜欢的和最怕的就是钱先生那调皮的眼神和微微翘起的嘴角。每当看到钱先生的这个仿佛是嘲讽的表情,觉得既滑稽又紧张,滑稽自不必说,而紧张的是不知钱先生又发现了我的什么破绽。

那时候,钱先生每次下午两三点钟到我家来,上完课后,我们经常一起踏着夕阳的余晖,到附近的一家叫梅龙镇的铺子,叫上两客嫩鸡焖面,一边吃东西,一边继续讨论《围城》,所以,《围城》里的人物都有谁、出自哪里、以什么人为原型,对于我来说真的是烂熟于心。

据称第一时间和钱锺书分享《围城》创作过程的何灵琰。

“一起踏着夕阳的余晖。”这样的场景何其熟耳。小说中,赵辛楣和汪处厚的夫人即趁汪处厚出去打牌的时间,在河边散步。赵辛楣看中汪夫人,并认为汪处厚不配她,这当然衬托出汪夫人这个人物原型在作者心目中的精神地位:

春假里他寂寞无聊,晚饭后上汪家闲谈,打门不开,正想回去。忽然门开了,汪太太自己开的,说:“这时候开门,我想没有别人。”辛楣道:“你怎么自己来开?”汪太太道:“两个用人,一个回家去了,一个像只鸟,天一黑就瞌睡,我自己开还比叫醒她来开省力。”辛楣道:“天气很好,我出来散步,走过你们府上,就来看看你——和汪先生。”汪太太笑道:“处厚打牌去了,要十一点钟才回来呢。我倒也想散散步,咱们同走……”(《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4-265页)

这场散步,在现实里,是“一起踏着夕阳的余晖。”在小说中,却改成了晚上九点过。“夕阳的余晖”大约是没有了,但那种赵辛楣对汪太太的欣赏或者说喜欢的情境大体是一致的。汪太太当然就是现实里的何灵琰,这样的场景对照,可以看出《围城》里的情节并非都是没有来处的凭空想象。

对比杨绛先生所写的《记钱锺书与〈围城〉》,可以发现,在写作《围城》的同一时间段内,钱锺书先生除了将写作《围城》的过程分享给杨绛先生外,也给这个女弟子作了类似的分享。男人,成熟而睿智的男人,是不会对索然无味的女性这么介绍自己的得意手笔的:

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

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掌故》第二集,中华书局,2017年,第156-157页。)

何灵琰的追忆写于2008年,而杨绛先生的《记钱锺书与〈围城〉》则写于1985年。她自认的对《围城》写作背景的“烂熟于心”,当然不仅仅是出于炫耀。在《我们仨》里,杨绛先生绝口不提有姓何的这个女学生,而将其用“掉包儿的法子”削籍销匿了。她当然深得围点打援,二人同心的妙法,所以她对何灵琰的“追忆”并不在意:

1979年4月,钱先生访问哥伦比亚大学,何灵琰特地前往迎迓:

哥伦比亚大学的礼堂人头攒动......我挤上前去,终于握住了钱先生的手,用期待的眼神看着他,希望他能叫出我的名字。经片刻,我终于忍不住了:“钱先生,您还记得我吗?我是何灵琰啊!”先生的眼神在游移,是啊,我自责,我有何德何能让这位我一直高山仰止的文豪记住我的名字呢?“三十多年前,您做过我的英文老师。”我没有放弃。“Julia!”久违了,我的这个英文名字,今天竟是从一位我敬仰已久的先生口中说出,如何不令我感动不已。(《掌故》第二集,中华书局,2017年,第160页。)

何灵琰当然不仅是钱锺书先生的学生,更可以是《围城》写作时期的知己,按何灵琰的说法,“那个时候,我很奇怪,觉得我们之间不像师生,倒像是朋友。”涟漪当然最后散去,钱杨的婚姻,经由夫妻同心,最终臻至圆满。他们用六十多年的相知、相爱、相守和相协同诠释了“二人同心”的真谛,成就了一段才子佳人的民国传奇。即便有何灵琰自认的“朋友”偶然激起一阵涟漪,最后也没有影响和动摇他们围合起来的城堡坚牢的基础。

他们的婚姻,当然是“二人同心说”主题的最好揭示。

而陈道明作为方鸿渐的饰演者,既以方鸿渐之名分演出了夫妻矛盾的普遍代表性,又以陈道明之本身,做出了夫妻同心的普遍示范性。陈道明与杜宪,几乎就是钱杨爱情的翻版,皆是一见钟情,同时又深得“二人同心”的妙缔。陈鸿渐与方鸿渐最大的不同,在于陈鸿渐以其身处娱乐圈大染缸而不着一花一叶,方鸿渐则是连鲍小姐之流都要放胆染指的人物,两相比较,正反明显,高下立判。

民间流传着陈杜二人同心同机的一个故事,可为虚拟的方孙夫妻关系作正面教材:

杜宪曾经这样回忆说:现在每当到了周末,我本来应该直接回家,已经不用像当年那样每周一次去中戏看陈道明了,谁知道经常鬼使神差地就在中戏下了车,还在校门口站了会儿,等到反应到自己的错觉时,就接着回身坐车回家了。记得有次就在我准备坐车离开中戏时,远远看见马路对面站着的人是陈道明。我就走过去,奇怪的问他为什么在这儿站着?他说我就知道在这里能够看到你一眼。当时杜宪说;如果我不在这里换车,那你岂不是就看不到我了吗,因为我基本从来不在这儿换车的。他说我已经准备好明天去清华你家附近等你。(《国际在线》网站,2012 03-30)

陈道明街头等杜宪这一幕,在《围城》里也有相似的表达:

柔嘉本来不看电影无所谓,但丈夫言动粗鲁,甚至不顾生物学上的可能性,把狗作为甲壳类来比自己家里的人,她也生气了;在街上不好吵,便说:我一个人去看电影,有什么不好?不稀罕你陪。”头一扭,撇下丈夫,独自过街到电车站去了。鸿渐一人站着,怅然若失,望柔嘉的背影在隔街人丛里出没,异常纤弱,不知哪儿来的怜惜和保护之心,也就赶过去。柔嘉正走,肩上有人一拍,吓得直跳,回头瞧是鸿渐,惊喜交集,说:“你怎么也来了?”(《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9-330页)

这是方孙两人结缡以来,不多的一次甜蜜温馨。方鸿渐的怜惜和保护之心,正是夫妻同心的基础。而陈道明在现实里的表现,比方鸿渐当然更好。从小说到电视剧,从虚幻的人物到实在的生活,陈道明和方鸿渐在这个“街头剧情”里实现了神一般的同步,可见陈道明是上天安排演方鸿渐的人。不知道陈道明在演这一段戏的时候,有没有从方鸿渐的角色中跳出来,想起自己在街头等杜宪的这段甜蜜往事。

虚虚实实,以实涵虚。虚拟的方孙关系未必不真实,它照出了现实中大多数夫妻不同机、更不同心的惨淡实况;而真实的陈杜绝不虚幻,它映射出了现实中少部分夫妻同机、更复同心的珍贵稀缺。杜宪的隐退,很像杨绛的“灶下婢”,深得夫妻成全之道。而两人淡泊名利,视热闹人间如畏途,避之唯恐不及,也可谓深得钱杨衣钵。“以实涵虚”,陈道明和方鸿渐杂糅起来的陈鸿渐本身的婚姻,深得“二人同心”的妙谛,当之无愧地成为《围城》“二人同心说”主题的典型揭示。

结语:“二人同心说”的侦破者究竟是谁?

在《围城》里,作者想通过一对矛盾的夫妻,和一段注定失败的婚姻,从反面教材角度,树立起一个“二人同心”的围城。反反即正,从否定之否定的小说结构、情节设定里,他试图给人们提供如下启发:不知矛盾疏离隔绝的缘由,何谈沟通、相知与同心同调?看起来,婚姻的确是一座“围城”,却不是悲剧意义上的“围城”。悲观的人物性格,悲观的结局,悲观之悲观,即是积极的,“围城”的本意应该是:夫妻两个人用一砖一瓦亲自围起来一个抵御风雨和闯入者的爱的城堡,它是夫妻避风的港湾,更是孩子最爱的乐园,进去的人又怎么舍得出来呢……

这个“二人同心说”主题其实早就被福尔摩斯侦破,只是作者并未点破,因为侦破这个主题的人,不是那些费尽心血研究索隐《围城》主题的学者,而是他和杨绛先生两个人,他们都是侦破这个主题的沉默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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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母亲:出身低微的大脚女的人生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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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精美的摩崖造像——郑山刘嘴摩崖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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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的问礼:孔子是国际的,老子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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